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院校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院校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即日起，我们将陆续刊发优秀作品。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那粒被我遗忘的糖丸——致敬人民科学家顾方舟
一
前些天和父亲通电话，聊起院里正在举办的纪念顾方舟诞辰100周年征文活动。我说我想写，但说实话，我对顾方舟的了解并不算多，只知道他是“糖丸爷爷”，也知道那粒小小的糖丸，曾经和中国孩子远离小儿麻痹症这件事紧紧连在一起。
父亲在电话那头笑了笑：“你就是吃糖丸长大的。”
我愣了一下。我完全不记得。
“两三个月大的时候抱你去防疫站，医生往你嘴里滴了几滴糖丸液体，你那时候连牙都没长，咂吧咂吧嘴就咽了。”父亲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我后来才知道，脊灰疫苗的接种正是在婴幼儿早期完成的。每一剂都在我还没有形成清晰记忆之前，已经悄悄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吃过，却一次也不记得。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一生中，有些真正重要的保护，恰恰发生在他永远不会记得的时候。那粒糖丸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方式进入我的身体，在我毫不知情的婴幼儿时期筑起了一道墙，把那个曾经让几代中国人闻之色变的疾病挡在了我的生命之外。
被遗忘，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幸运。
二
这种“奢侈”，放到我父亲那一代人身上，就更清楚了。
父亲1974年出生在山东农村。我问他吃没吃过糖丸，他想了很久才说：“好像吃过一次，不太确定。”
他记得的不是医学知识，也不是疾病名称，而是村里孩子排队的场景。“那时候不懂，”父亲说，“就知道防疫站来人发糖吃，甜的。村里孩子排着队过去，一人一粒。发完就走了，下一回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
在他的记忆里，糖丸不是一项制度，也不是一套完整的免疫程序，而是某一天突然来到村里的“发糖”。那时候的农村，路远，条件差，消息慢。疫苗从城市到县城，再到公社卫生所，最后到一个个孩子嘴里，中间要走很长的路。能不能及时吃到、能不能完整吃到，对许多孩子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后来我补读顾方舟先生的事迹，才知道这粒糖丸背后并不只是“甜”。在糖丸出现之前，脊髓灰质炎曾经让许多家庭陷入恐惧。孩子发热、肢体无力，随后可能留下终身残疾。对那个年代的普通家庭来说，一个孩子不能奔跑，常常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命运被永久改变。
顾方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脊灰疫苗。他从留学归来后进入这一领域，带着团队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做病毒分离、动物实验和疫苗研究。那些年里，实验室、猴场、冷链、基层接种，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是轻松的。
最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他让自己年幼的孩子率先试服疫苗的故事。那句“我们自己做的疫苗，我们自己要先吃”，后来被很多人引用。可真正沉重的地方在于，他首先把风险放到了自己和家人身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是对研究结果的负责；对一个父亲来说，这又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
孩子没有出事，疫苗向前走了一步。后来，疫苗被做成了更便于保存、运输和服用的糖丸剂型。孩子不怕，基层好发，偏远地区也更容易推广。从技术上看，这只是剂型和传播方式的改良；但从一个农村孩子的角度看，它改变的是能不能被保护、能不能被及时保护。
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载的不是抽象的科学成果，而是一个科学家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这个国家太大，孩子太多，路太远，基层太难。只有把复杂的技术做得足够简单，医学才真的能走到最需要它的人那里。
三
我叔叔1983年出生。和他聊起糖丸，他的记忆就清晰多了。
“吃过，不止一次。学校统一组织的，全班排队去卫生室，一人一粒。老师还会提前通知家长，说下周几要发糖丸，别让孩子乱吃东西。”
到了叔叔这一代，吃糖丸已经从父亲口中那个偶然的“发糖”，变成了学校和卫生系统共同完成的一件日常事务。没有人觉得特别，也没有人会反复感谢。老师通知，学生排队，卫生室发放，孩子吞下去，然后回教室上课。
这看起来平凡，却正说明一件事：一种保护已经从科学家的实验台，走进了国家的基本秩序。
叔叔还记得班里有个同学，比他大一两岁，走路一瘸一拐。后来大人才告诉他们，那是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他学习挺好，人也好，就是跑步永远跑不起来。”叔叔说这句话时，语气很轻。
就差了那么几年。一个孩子能不能奔跑，一个家庭要不要承受长期照护的重量，有时就差在一支疫苗、一张接种证、一次基层防疫人员有没有赶到。
我听完很久没说话。因为这个细节比任何宏大的数字都更具体。疾病不是写在课本里的名词，而是一个同学跑不起来的腿，是体育课上被落在后面的背影，是一个人一生都绕不过去的限制。
四
我出生在2000年那一年，那一年中国所在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通过无脊髓灰质炎认证，中国也进入了没有本土野病毒引起脊髓灰质炎病例的时代。和叔叔那位同学相比，我像是被推到了疾病阴影之外。
学医之后，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脊髓灰质炎。PPT上放着几张旧照片：有孩子因为急性弛缓性麻痹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也有早年基层防疫人员组织儿童接种糖丸的画面。老师没有讲太多煽情的话，只是停了一下，说：“有些疾病，最好的结局不是被治好，而是再也不出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医学教育常常教我们如何识别疾病、诊断疾病、治疗疾病；而公共卫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恰恰是让一些疾病不再进入课堂之外的真实病历。对我这一代医学生而言，脊髓灰质炎更多存在于课本、PPT和历史照片里。这种“见不到”，本身就是顾方舟和无数防疫工作者留给我们的礼物。
我在解剖课和临床学习中知道下肢运动和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的关系，也知道如果那些神经元被病毒破坏，一个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正常奔跑。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一例典型脊灰患者。
这大概是顾方舟留给我们这一代医学生最珍贵的遗产：有些知识，最好永远派不上用场。
五
后来再想“糖丸”这两个字，才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像一项宏大的医学成就。没有手术室里的惊心动魄，没有论文标题里的复杂术语，也没有仪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它只是甜的，小的，放进孩子嘴里，很快就化了。很多人吃过，却不记得；很多家庭因此被保护，却未必知道自己被什么保护过。
可医学真正改变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正是这样发生的。提前一步，把灾难挡在看不见的地方。等一个孩子长大成人，能走路、上学、奔跑，甚至从没听说过那个疾病的名字时，医学的价值已经完成了。
在“糖丸”这件事上，三代人是三种截然不同的记忆。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甜味和村里排队的身体感受，中间隔着“好像吃过”、“不太确定”的茫然。叔叔的记忆是集体性的，“全班都去”、“老师会通知”，接种本身就是秩序的一部分。到了我这里，一片空白，但不是遗忘，是这件事太平常了，平常到从未进入我的意识。
一种医学干预的最高境界，不是被反复感谢，而是被安安稳稳地遗忘。它已经像空气、水和食物一样，成了生命的基本配置。
一支疫苗要走多远，才能从实验室走到山东农村一个孩子的嘴里？一位科学家要用多少心血，才能让自己的成果不再需要被记住？
顾方舟说过，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粒小小的糖丸。话说得很轻，可如果你知道他在实验室里熬过的那些年，知道他把疫苗亲手喂给自己孩子的那一刻，就会明白，“一粒小小的糖丸”里，凝结的是一位科学家的一生。
六
我现在只是博一，还远没有到可以回望一生的时候。可是沿着自己的成长经历往回看，仍然能看见一条并不容易的路。
我从小镇一路读出来，先考到市重点高中，又到重点大学，最后来到协和这座医学殿堂继续读博。表面上看，这是一条个人求学的路；但越往后走，我越明白，一个人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考试、训练、做实验，并不是只靠自己的努力。它背后有家庭的托举，也有社会最基础的保护。
我的爷爷是扛锄头种地的农民。我的父亲考出了农村，读了中专，在县城当了一辈子技术员。到了我这一代，终于有机会接受更长时间的医学训练，走进实验室，也走近病房和手术台。三代人从土地走向医学，这中间当然有个人的奋斗，但也离不开那些看不见的公共卫生屏障。
我的父亲腿脚是好的，他可以走路去上学；我的叔叔腿脚是好的，他可以毕业后去工厂工作；我也身体健全地长大，可以从小镇一路读到今天。三代人都没有被小儿麻痹改变命运，这已经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幸运。
这种幸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来自顾方舟那一代科学家的攻坚，来自一代代基层防疫人员的奔走，也来自一个国家长期建立起来的免疫体系。
读博以后，我对“科学精神”这几个字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它并不总是轰轰烈烈。更多时候，它藏在一次次重复实验、一次次核对数据、一次次修改病历和论文的细节里。顾方舟那一代人面对的是国家急需的疫苗，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是新的疾病、新的技术和新的临床问题。时代不同，但底层要求没有变：证据要可靠，判断要谨慎，病人的利益要放在最前面。
我将来或许一辈子也见不到一个真正的脊灰患者。但这恰恰意味着，顾方舟那一代人的工作做完了、做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在他们留下的地基上继续往前走。把论文写得更扎实，把实验做得更可靠，把临床问题想得更细，把医学的边界再向前推一点点。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一粒改变国家命运的糖丸。但每个学医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尽量把一件事做得更认真、更可靠、更对得起病人。
七
写下这些文字的深夜，我关掉电脑，走到窗边。
北京五月的夜晚安静又冷。远处医院的楼里还亮着灯，住院部总有值班的医生和睡不着的病人。走廊那头传来室友的脚步声，又是一个熬夜写文章的夜晚。
我忽然想到，很多被称作“伟大”的事情，最后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其实都很朴素：一个孩子没有生病，一个家庭没有被拖垮，一个医生在深夜继续把实验做完，一个基层防疫人员把疫苗送到偏远村庄。
顾方舟一生低调，晚年深居简出。有人问他怎么定义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给人造了一艘小方舟的人。
那艘方舟很小，小到只是一粒糖丸；又很大，大到托住了几代孩子的奔跑、读书、工作和安稳生活。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上过这艘船，就像我不记得自己吃过那粒糖丸。
我站在窗前很久。后来重新打开电脑，把这篇稿子写完。
不是为了记住一粒糖丸，而是为了记住：有人曾经用一生，让我们可以不必记住它。
整形医院 巩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