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院校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院校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一粒糖丸的重量
2026年春，我坐在学院资料室翻看一本泛黄的《脊髓灰质炎防治手册》，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1962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这是我导师珍藏多年的老书，书角已经被翻得起毛边，页眉处还有不知哪位前辈用钢笔写下的批注——“流行病学调查表见附件”。那一刻，我猛然发觉，手中的这本册子，曾经是无数公卫人奔赴疫区时揣在口袋里的“武器”。
而顾方舟先生，就是那个为我们铸造武器的人。
今年是顾方舟先生100周年诞辰。作为一名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的学生，我常常思考：什么是“医者担当”？是手术台上的争分夺秒，还是实验室里的彻夜不眠？顾方舟先生用一生给出了他的答案——医者的担当，不止于救治眼前的病人，更在于用科学的利剑斩断疾病传播的链条，守护身后亿万素未谋面的人民。
这份担当，与公共卫生的使命血脉相连。
一、从“一人一诊”到“一国一策”：公卫人的视野
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脊髓灰质炎疫情，1680人瘫痪，466人死亡。随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当时，顾方舟先生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面对这种主要侵袭儿童、无药可治的病毒，他没有选择留在实验室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主动请缨，投身到疫苗研发和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这就是公卫人的第一重担当：不满足于“治好一个病人”，而要思考“如何救下一代人”。
记得我在学习流行病学课程时，老师曾问过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副听诊器和一张流行病学地图，你选哪个？”同学们哄笑。但老师严肃地说：“顾方舟先生选的是地图。因为听诊器一次只能听一个人，而地图能让你看到整个战场。”
顾方舟先生深知，消灭一种传染病，靠的不是某一位医生的妙手回春，而是一整套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从病原学鉴定、疫苗研发，到临床试验、批量生产，再到冷链运输、接种覆盖率监测，最后还要有长期的效果评价与不良反应追踪。这中间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数据支撑。
1960年，首批减毒活疫苗试制成功后，顾方舟先生面临一个抉择：谁来验证疫苗的安全性？他冒着瘫痪的风险，自己喝下了第一剂；随后，又瞒着妻子，给刚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让人们感动于他“以身试药”的决绝与执着，却常常忽略了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层深意——作为一名公共卫生科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疫苗的安全性不能确定，整个免疫规划就无法推行；而每耽误一天，就有更多的孩子被病毒夺走健康。这不是莽撞，而是对流行病学“干预与收益”权衡后的理性抉择。
二、从“实验室数据”到“千家万户”：统计学的力量
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顾方舟先生不仅是一位病毒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流行病学家。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医学统计学，回国后主持了我国首次大规模脊髓灰质炎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1959年，他带领团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收集了数千份血清样本，检测人群中的中和抗体水平。这项工作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没有成熟的流行病学调查规范，没有计算机辅助数据分析，所有数据都要靠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处理。每一张统计表，都是公卫人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我曾在院校档案馆看到一份当年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病学调查个案表”，表格设计之精细、变量之完整，令我这个学统计的学生都感到敬佩。从发病日期、临床症状到家庭住址、周边环境、接触史，每一项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正是依靠这样扎实的一手数据，顾方舟团队才能精准判断我国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特征、季节分布和高危人群，为疫苗使用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公卫人的担当，就藏在这些枯燥的数字里。外人看来，流行病学就是“数人数”，但顾方舟先生用行动告诉我们：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命运，每一次统计都是为了千万家庭的团圆。
1962年，他提出“以群体免疫为目标”的免疫策略，建议在冬季对易感儿童进行普服。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临界免疫覆盖率的计算——需要接种多少人口，才能阻断传播链？这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疫苗免疫规划中的运筹学应用。没有流行病学数据，没有统计学模型，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三、从“糖丸”到“无脊灰”：公卫人的接力
1985年，顾方舟先生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此时，脊髓灰质炎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距离彻底消灭还有“最后一公里”。他推动建立了全国性的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监测系统，这是流行病学中“哨点监测”与“零病例报告”相结合的典范。他要求基层卫生人员不仅要报告确诊病例，还要报告所有疑似病例，即便是“阴性报告”也要按时上报。这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严谨态度，正是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精髓所在。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那年，顾方舟先生已经74岁。当记者问他最想说什么时，他沉默了很久，只说了四个字：“孩子们好。”这四个字，让我想起自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习时，看到家长抱着孩子来接种疫苗，护士从保温箱里取出一粒糖丸，孩子笑着吞下。那个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何为“公卫人的成就感”——你挽救的人，永远不知道你的名字，但你可以让他们一生都不用知道你的名字。
这就是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最大的不同。临床医生治好了病人，病人会记住他；而公卫人构建的免疫屏障，让无数人根本没有机会成为病人。他们是“幕后英雄”，他们的功勋刻在每一个儿童健康的笑容里。
四、公卫人的“疫苗”是什么？
今天，我们学习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材里有队列研究、病例对照、随机对照试验，有多因素分析、Meta分析、空间流行病学。我们在电脑上跑着R语言和SAS程序，再也不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但是，顾方舟先生留给我们的，远不止一粒糖丸和一套监测系统。他留给我们的是：公卫人应当具备的三种“抗体”。
第一种抗体，叫“与人民共情”。他目睹过瘫痪儿童的惨状，所以他把“消灭脊灰”当作毕生使命。公卫人不能只做“数据工人”，我们要走进社区、走进基层，用双脚丈量疾病负担，用双眼看见百姓疾苦。流行病学调查表上的每一个格子，都应该填满对人性的关怀。
第二种抗体，叫“用科学决策”。他不盲从国外经验，而是通过扎实的本土流行病学调查，制定适合中国的免疫策略。今天，我们面对新发传染病时，同样需要这种精神——不被舆论裹挟，不靠经验拍板，一切从数据出发，用证据说话。
第三种抗体，叫“甘于坐冷板凳”。从1955年到2000年，45年。他用了45年，做成一件事。我们这一代公卫人，有时太急于出成果、发文章，却忘了公共卫生是一场“持久战”。真正的担当，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日复一日地对每一个病例的追踪到底、对每一份数据的精准核验。
顾方舟先生100周年诞辰，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年。新冠疫情之后，全社会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前所未有，这既是机遇，也是责任。作为协和的公卫学子，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更应该思考：我们的“糖丸”是什么？也许，是下一个疫苗的关键临床试验设计；也许，是某一种慢性病高危人群的精准筛查模型；也许，是基层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优化方案。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要记住：公卫人的担当，从来不是写在论文里，而是写在人民的健康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北京的初夏阳光正好。我想，如果顾方舟先生能看到今天的中国——脊髓灰质炎早已消失，孩子们不再惧怕“小儿麻痹症”，新一代公卫人在疫情的考验中迅速成长——他一定会再次露出那个慈祥的笑容，轻声说：“孩子们好。”
而我们，也终于可以回答他：“顾老，您交给我们的阵地，我们守住了。”
肿瘤医院 苏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