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院校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院校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即日起，我们将陆续刊发优秀作品。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一生一事的接力——记顾方舟先生与他的关门弟子彭小忠教授
楔子
2026年4月一个春日的下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一间会议室。彭小忠教授把一本书摆在桌上，《使命与奉献：顾方舟先生80华诞纪念文集》。书页已经翻得卷边，里面夹着许多他后来添加的访谈资料和旧照片。
“我想了40年，”他说，“什么是协和的文化？什么是协和的精神？什么是顾方舟精神？”
“想清楚了吗？”我问。
“它就在那。”他指了指空气中的某处，“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它一代传一代，润物细无声。”
这一天，离顾方舟先生诞辰100周年，还有不到两个月。
一·识：花红洞的那栋小别墅
1988年，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彭小忠被分配到云南昆明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报到那天，人事处发给他一本书，是《脊髓灰质炎》，主编：顾方舟。
“那个时候人见识很少，”彭小忠回忆，“对整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还不是特别了解。”和那本书一起发的，还有一本1987年院校庆出版的小纪念册。他正是从那本册子上第一次知道：顾方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院校长。
那是顾老在彭小忠心里留下的第一重身份：院校长。
但很快，第二重身份取而代之。生物所的家属区在昆明西北郊的花红洞，工作区与生活区只有一街之隔。彭小忠所住的单身职工宿舍，离顾方舟当年在花红洞的旧居“很近，很近”。每天午饭、晚饭，他拿着饭盒从宿舍出来去食堂打饭，往返之间，必经那栋“在花红洞算很高级、相当于别墅”的小楼。
楼空着。但那是顾方舟当年率队南下、协助筹建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时的栖身之所，“糖丸”减毒活疫苗就是在那里研制成功的。
“现在拆了，很遗憾。”彭小忠停顿了一会儿，“我觉得真的应该保留下来。”
那段时间彭小忠的工作恰恰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分子生物学。他在生物所做的两株主要病毒，脊灰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都属于细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肠道病毒属。所里开始招研究生了，他想继续深造，于是1991年考入生物所硕士研究生。两年后，1993年，“协和的第二批优秀硕士生转博”启动，彭小忠申请。
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没有博导。
“那个时候我们医科院和协和的博士非常稀罕，人非常少。”
招生目录里，“微生物学”专业的博导只有一个人：顾方舟。顾老1971年从昆明回到北京，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副院长、院长，1984年起任院校长。但他亲手筹建的那个所、亲手把脊灰疫苗做出来的那个所，在他心里始终有分量。生物所就把彭小忠推荐给了顾老。
就这样，1993年9月，彭小忠成了顾方舟的博士生。和他同期的另一位博士生，被分到顾老在协和微生物与免疫学教研室的另一个课题组。
后来彭小忠才知道，自己这一届，是顾老的关门弟子。
“这是历史的必然。”彭老师说得很平静，“顾老那时候已经做院校长很多年了，年龄到了，按规定，本科生不能再带，研究生也只能这一届。我们就是赶上了。”
赶上了，意味着此后26年，他将以一个“赶上来的人”的身份，陪伴这位长他40岁的老师，走过最后的科学岁月。
二·承 1996年那个等待答辩结果的下午
第一次见到顾老，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花红洞。彭小忠还是普通职工的时候，院校长来生物所视察，所领导陪同，年轻人远远地围观。
“实事求是地说，”彭小忠说，“顾老师对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帅气，你不觉得吗？特别儒雅。”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笑了笑：
“到目前为止，顾老那个风度，真的很少有人可以比。”
“很少有人可以比”，这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私人评价，也是一种很难公开印进任何宣传册里的真实细节。但“儒雅”二字此后将贯穿彭小忠记忆里的整张顾方舟肖像：在视察现场是儒雅的，在课题组讨论时是儒雅的，在医院病床上消瘦下去的时候依然是儒雅的。
正式拜入师门后，彭小忠的实验工作并不在顾老身边完成。顾老在协和有两位长期合作的助手，分别带几个研究生，其中一位是从昆明随他一同回京的，多年后在协和院子里碰见，喊起来还带着浓厚的昆明口音。彭小忠因为做的是分子病毒学，被顾老和生物所联合“放”到了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强伯勤、袁建刚两位先生的课题组。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实验，是在那里完成的。
但顾老对每个学生的进展都门清。彭小忠每隔一段时间到顾老办公室汇报一次，汇报的不只是实验数据，还有读了什么文献、最近脊灰研究的国际前沿在哪里。
1996年6月，博士论文答辩。
按彭小忠的说法，他那天“很紧张”。答辩委员会评议时，按惯例导师和学生暂时退场，到一间小会客室等待。那是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里的一间。窗外是初夏的阳光，房间里只剩顾方舟和他。
“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
顾老看出来了。开口的是一句很平常的话：
“小忠，你不用紧张。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你把你自己做的东西，该说的都是你自己做的，把它说清楚。慢一点说。”
彭小忠跟我重述这句话的时候，是2026年4月，距离那个下午整整三十年。
我留意到，他几乎是逐字复述的。“该说的都是你自己做的，把它说清楚，慢一点说”，像在背诵一首读了很多遍的诗。
“我后来在很多场合做学术报告，”他说，“心里只要不踏实，就会想起那一句。”
这是顾方舟教彭小忠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做学问的全部秘密，是诚实地把自己做的事说清楚，慢一点说。没有比这更朴素的科学训练，也没有比这更难落实的科学训练。
如果回望顾方舟自己的学术生涯，这种“慢一点”的诚实，是有出处的。
1959年，他被派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当时美国的Salk灭活疫苗已经上市，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他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间接了解。回国后，他没有简单跟随，而是面对一个艰难判断：死疫苗还是活疫苗？死疫苗安全但低效，且1人份成本相当于活疫苗100人份；活疫苗便宜、可形成人群免疫屏障，但安全性需要长期跟踪。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协和院校长王辰院士后来在悼文里写过这个抉择：
“顾方舟先生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社会大众计，承担选择活疫苗道路的责任与风险。”
在这之后，便是那场“父子试苗”。顾方舟把自己实验室做出的Ⅰ型脊灰疫苗，给当时还是婴儿的大儿子顾烈东先服下。在彭小忠看来，这件事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体现了科学家的底气，他对自己研发的疫苗的技术成熟度有十足把握；另一方面真的是科学家的情怀，用自己的儿子做实验。”
“所以你看，”彭小忠回到答辩那天的会客室，“顾老说‘慢一点把你做的事说清楚’，他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三·别 一封跨过太平洋的回信
1996年底，彭小忠拿着博士学位证书去了美国。
他进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系。导师是Eckard Wimmer教授，肠道病毒分子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2002年首次以化学方法人工合成脊灰病毒颗粒、并最早提出“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概念的那位科学家。这位老人是顾方舟在世界卫生组织脊髓灰质炎专家组里的老熟人。
“在顾老的所有学生里，”彭小忠说，“接着做脊灰病毒做得最久的，可能就是我。”
按中国的师门规矩，到了美国要给老师写信报平安。彭小忠寄去的第一封信里，除了报告生活和实验进展，还替老师“打了个抱不平”。
事情的起因，是顾方舟未当选两院院士。在医学界，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按贡献，顾方舟当院士绰绰有余；但他没当上。彭小忠当学生的，跟自己导师私下里“很随意”，便把心里的不平诉诸笔端。
回信很快从北京寄到Long Island。那个年代，一封信跨越太平洋要走一个月甚至更久。日子过得很慢。
顾老在信里没有正面解释院士的事。他只回了一句：
“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孩子，就心满意足了。”
那封回信，彭小忠后来很多年都保留着。但在多次搬家、几次更换实验室之后，大概是某个回国时的纸箱里，它消失了。
“特别遗憾。”彭老师对我说，“顾老那时候是大家，是前院校长、是伟大的科学家，他写的话，每一句都是金子。”
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孩子。彭小忠后来一字一字把这句话琢磨了二十多年。“对得起党”：顾方舟1948年10月秘密入党，那年他22岁，正在北大医学院就读。“对得起人民”：他这一生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孩子们不再得脊髓灰质炎。“对得起孩子”：这个“孩子”是双重的，一是十几亿中国儿童（数据是至少150万人免于麻痹、11万人免于死亡），二是他自己的孩子顾烈东、顾烈南、顾晓曼，他用过自己的孩子做疫苗试验。
三个“对得起”叠在一起，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科学家、老父亲对自己一生的全部考核标准。
读懂这句话，需要把它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技界刚开始大量引进国际评价体系，“帽子”开始流行。彭小忠的同辈们大多留在国外发展，按他自嘲的说法：“他们都过得不错，我是混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回来了。”这一句在我整理录音时反复听了几遍，每听一遍都觉得它的反讽里有真诚：在一个把“出国不归”视作成功标尺的年代，回国可能恰恰是另一种“对得起”。
2001年，彭小忠回到北京，进入位于北极阁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生化系，加入强伯勤、袁建刚两位先生的实验室。那正是五年前那个把他带出博士论文的实验室。
绕了一大圈，他回到了顾老身边。
四·归 晚年之问
回国之后的近二十年，彭小忠成为顾老在国内“接触最多的学生”。
按中国传统，教师节、春节、初一十五，他都要去看老师。顾老和师母李以莞（也是病毒学家，曾在医科院工作）住在协和家属区。彭老每次去，谈话的开头几乎都是同一句：
“小忠啊，最近怎么样？”
接着的话题永远是协和：
“医科院怎么样？”
“基础所怎么样？”
“生物所怎么样？”
“我们在国内还是最领先的吗？”
“我们还是中国最好的吗？”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他在协和医院老干病房里，依然在问。
“他对协和的感情，”彭小忠说，“就像我们这些在协和工作过的人都懂的：‘我可以自己说协和的不好，但是不允许别人说协和不好’。”
这是1984年至1992年那位院校长留给自己的一份私人遗产：八年制医学精英教育的坚守，临床实习阶段导师制的推行，绒癌根治疗法、海南粗榧抗癌成分、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研究、兴奋剂检测，四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他任内完成。但对他来说，这一切的总和叫做“协和”，叫做“我们的院校”。
晚年顾老身上还有一件让彭小忠“感到惊讶”的事：他对前沿的关注从不停止。
“老头那么大年龄了，每次去看他，他给我讲这个领域里哪些东西是前沿，你应该去关注。”彭小忠笑了一下，“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这老头跟我们还在同一个频道上。”
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科学家品格：明明已经退到台后，但思维仍然指向台前。它不是为了显示什么，因为面前只有一个学生；它也不是为了维持什么身份，因为他早已不需要维持。它就是一种本能：只要这个学科还在向前走，他就不愿意停下来。
2006年，顾方舟80大寿。几个学生提议为老师做寿。顾老一开始拒绝，后来说：“那我想出本书。”
那本书，就是后来由彭小忠和师兄妹们一同整理出版的《使命与奉献：顾方舟传》。“使命与奉献”四个字，是顾老亲自定下的书名。彭小忠的1996年答辩照片，被收进了书里。
彭小忠告诉我，他后来才慢慢咂摸出这四个字的分量。
“使命，就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让我去做小儿麻痹的疫苗，我就把它做成。”
“奉献，就是这事我必须做、应当做、是我分内的事，我不去问回报。”
他说这话时的神情，几乎在重述顾老自己的语气。
“现在大家都喜欢造句嘛？既要又要还要。”彭小忠停了一下，“顾老师那一辈人不这样，他们就一句：服从安排，承担使命，奉献。”
五·别 协和医院里的最后一面
2018年深秋，顾老最后一次在协和医院老干病房住院。彭小忠带着一位同事去看他。
那天的顾方舟“瘦得很厉害”。彭老反复用了这三个字。“已经有点脱相。”但他还是认得出彭小忠，从病床上伸出手来。
彭小忠握住老师的手。那只曾经签过批件、扶过显微镜、轻轻拍过婴儿试苗的手。
“小忠，”顾方舟说。这是彭小忠后来反复回想的最后一段嘱咐：“作为老师，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注意身体，把身体搞好，完了以后你才能健康地工作。”
不是“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完成什么课题”。是注意身体。
彭小忠告诉我，那一刻他听懂了：导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把要交代的话精简到了最朴素的层级。身体要好，工作才能久；工作久了，事情才能成；事情成了，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孩子。
那是一种回到原点的智慧。
几个月后，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同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彭小忠的手机里有几张那段时期的合影，至今没有公开。“我们不愿意把这个留出来。”他说，“按中国人的说法，自己留个念想。”
他给我看其中一张时，没有说话，只是端着手机，看了很久。
尾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访谈最后，我请彭小忠用一句话概括他理解的顾方舟精神。
他想了一会儿，说了一段话：
“顾老一生一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脊灰疫苗。按今天院士评选的标准，这叫‘系统而深入’。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做了很多事，一件事还没做成。所以我经常自嘲，说我那个还不敢说自己是顾老的学生。”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那就是为了报答我的导师，我怎么也要把一件事做成。”
这是2026年春天，一位即将60岁的科学家，对一位诞辰100周年的导师，说出的最朴素的承诺。
它没有比这更安静的表达方式。
我合上录音笔的时候，彭小忠桌上那本《使命与奉献》翻开在中间一页。那是顾方舟当年率队南下、组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时拍的一张照片。年轻的他站在花红洞的工地上，背景是没建完的厂房，身后是他后来用一辈子守住的事业。
照片下方，印着他一辈子常说的那句话：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小事，就是这一颗小小的糖丸。”
走出基础医学研究所的时候，外面已是黄昏。北极阁路上，玉兰开了。从这里向西不到三公里，是协和老校区；再向西南方向飞行两千八百公里，是云南昆明花红洞。那栋已经被拆掉的、彭小忠每天经过的别墅式宿舍，那座始终在持续运行的脊灰疫苗生产基地，仍在那里。
一颗糖丸的味道，从1962年延续到今天。
它经过了一对父子（顾方舟与顾烈东），经过了一对师生（顾方舟与彭小忠），经过了一所学校（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了一个国家：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它还要经过下一代。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场接力，远未结束。
基础所 吴珍
